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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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乔国桢同志在狱中的苦斗

李宗林

在魔王盛世才勾结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在新疆进行血腥统治时,曾经坐过七次监狱,患着严重肺病的乔国桢同志,也被这些屠户们绳捆索绑投入监狱中。但这种黑暗残酷的环境并没有使这位饱经锻炼的老战士妥协和胆怯。他进牢不几天,便在万般困难下,设法与其他号中同志们取得联系,共同商定了大家一致遵守的信条: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不久,他因病转入监牢附设的养病室了。但他也没有因此放弃与其他监牢的同志秘密地取得联系(当时我们的同志分住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各监及特院等),互相讨论当时情况、我们的对策,并交换消息,使我们各监的同志在某种限度内能够互相通气。在我入狱后第一次偷偷看见他时,是被盛世才秘密刑讯一月余已奄奄一息的时候。第二天我们便秘密取得联系,这才使我们首先被捕去的二三十人知道了悬念了八九月的一大批同志的实在情况。这使我们兴奋———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在苦斗着;也同样使我们难过———我们的残废、疾病的同志及妈妈、小孩们,同样也受着折磨。尤其是,我每每避开看守的监视,看见他那衰弱的身体,黝黑瘦削的面孔,听着他那不断的咳嗽声,我便异常悲愤。然而他那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大大鼓舞了我。不久,第四监狱的王模同志、第五监狱的申玲同志、第一监狱的刘护平同志都到了养病室,我们互相更详细地交换意见,商讨在牢监中的对策、斗争原则和斗争方法。

国桢同志根据他过去的坐牢的经验,在严重的病势下,秘密写了万余字的意见,经大家商讨修改后,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转达到当时可能转达的同志当中,成为在当时监狱中斗争、生活的参考。即便处在敌人的严格监视下,国桢同志依然收集了不少的报纸、杂志及其他材料,供给监牢的同志,作为精神食粮。同时,我们利用养病室的可能环境,建立了与各监牢联系及供给政治消息的基点。自然,在那样黑暗残酷的环境里,要进行这样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带着重病的国桢同志在这一长期艰苦的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不幸的是为了回牢传递消息,再回养病室时,他得了很重的伤寒病,历经几次危险期,同时得着刘护平同志细心照料,才算渡过“鬼门关”。然而,他那业已被长期监牢生活和肺病摧残了的衰弱身体,就更加难以维持了,但他还是不能不支持这一基点,继续苦斗。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1944年秋天,在监牢的难友不断斗争下,养病室得到了开门散步的权利,我与他第一次公开会面了。看见他那高大的身躯仅剩下一副骨头,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劝他好好地养病、休息,设法增加一些营养。但是他坚持他吃苦的作风,顾到其他同志的困难,拒绝了我和其他同志的经济帮助,也拒绝了专门养病的提议,还是继续忙着与监狱来的同志谈话、商讨,也忙着用各种不同方式传递我们对监狱斗争、过堂、生活、学习的具体意见。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常常瞒着我,把我应该做的事,更深夜静时替我做了,使我少犯几次病。他不顾一切,在“百子一条心,争取全体回延安”的原则下埋头苦干。

然而在敌人继续不断地摧残下,在这慢性屠杀场里,我们亲爱的国桢同志,被剥夺了他最后的精力,病倒不能起床了。但是即使他的病势已到最后关头,他还是注意时局,注意狱方行动,关心我们的工作,关心同志们的健康。从1945年春天卧床不起,一直到夏天,国桢同志除了肺病外,还添了肠胃病,饮食大减,夜不入寐,骨[体]瘦如柴,终日呻吟,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要换好几口气。国桢同志早已自知不起,这时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死的问题,而是希望少痛苦一点,少烦累同志,临死前能把自己的坐牢经验、地下工作经验,多告诉大家一点。“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到[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生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我们听见他(关于)死的话,真是心痛,又常常为他的精神感奋得暗中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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